“中国反传销协会”在困境与风险中坚持救赎

　　由于在网上发表反传销的文章，协会的网站也经常被黑，最近一次被黑到现在网址也不能正常使用。
　　而更让协会窘迫的是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反传销协会既没有政府背景和商业赞助，更没有盈利模式，所有的收入都来源于受害者家属的赞助，一般是家属给志愿者购买火车票或飞机票，负责出差的食宿，剩下的感谢费用随便给。“到现在最大一笔赞助是两万元，一个台资老板的亲戚被我们劝服了，出于感谢给了这笔钱，都拿去交了房租，现在又没钱了。”李旭说。
　　伴随经济无保障的是人员的流失，在协会成立的一年时间里，已经有30名专职志愿者转行，就连当初协会成立时的副会长、一个28岁的年轻人，如今也已经离开。“我35岁了，总要找工作结婚，现在出现一个能够顶替我的人，我马上离开。”志愿者易铁说。
　　不过，反传销协会也没有因此而迅速垮掉，在一年里不断有新人加入进来，协会的专职志愿者也总能维持十几个人的数量。李旭打了个比方，传销就像马路上的一个坑，有些人不小心掉下去了，爬出来后走掉了，但也有一些人会留下来，告诫后来者小心，即便这个时间很短暂。

　　■文/本报记者　刘砥砺

　　对话

　　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说
　　“支撑我干下去的原因是救赎”

　　40岁的李旭是四川人，说起话来口才很好。2004年。李旭被小舅子哄骗进入了传销组织，一年内成为一个小头目，发展了50多名下线，包括自己的两个姐姐。一年后，李旭幡然醒悟，开始走上反传销的道路，并最终在2009年3月成立了中国反传销协会这样一个民间组织。

　　记者：既然已经被洗脑，还当上了小头目，你又是怎么发现自己受骗的？
　　李旭：一年多了，我并没有赚钱，还赔进去2万多元。底层的传销人员是不许看书看报的，行动没有自由，独立思考的时间也没有。但当上小头目后，我开始有空上上网，特别是可以接触更高一级的人员了。我发现他们没有自己说的那么好，住宾馆，月收入过万元，直到找到骗我来的那个亲戚，核实了他的生活状况有假，我才发现自己受骗了。

　　记者：后来又是怎么在行为上进行180度大转身，变成了反传销义士？
　　李旭：我策划了一场“哗变”，我从亲戚那里掌握了我们这个组织最高级头目的开会地点，然后去派出所报了案，把他们抓了。但最让我为难的是如何面对那40多名手下，我不敢面对他们，这些人都是被感情利用哄骗来的，大家朝夕生活在一起，其中有放弃学业的大学生，有为此离婚的人，有为此卖掉房子的人，还有为此放弃工作的人……
　　最后，我在那个秋天一个人扔下两屋子人跑到了南京，在郊区一个破旧的出租房里给他们一个个发短信、打电话，告诉他们受骗了，电话里我听见那边的人哭了，我也哭了。那种残酷会让人终生难忘，应该说反传销的行动是从那个秋天开始的。

　　记者：听说你因为反传销都离婚了，相比之下，这种代价是不是也太大了？
　　李旭：确实有些讽刺，我传销都没离婚，反传销却离婚了。做这个工作长期不回家，又没经济来源，于是婚姻出了问题。现在我四个月没回老家了，孩子也顾不上。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传销有一天真的消失了，我就可以休息了。

　　记者：是什么动力支撑你干下去，是对传销行为的复仇心？
　　李旭：一些志愿者加入进来可能有复仇的心理，但至少我不是，我觉得更准确地说，是救赎，传销者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