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基地贺兰：头目伪造国家政策 建“党支部”

　　拥有了“贵族”身份，但蔡志远彼时仍不过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初级业务员，处在“体系”的最底端。在“体系”光荣历史的感召下，蔡志远埋头苦干迅速拉来了大量“下线”，他的团队突破了200人。这些人和蔡志远一样成为了“体系”的一分子，他们自称是来宁夏贺兰县搞西部大开发投资扶贫工程的“新贺兰人”。
　　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蔡志远所在的贺兰传销，属于新兴的“南派传销”。相对于近年来已渐式微、以发展下线兜售实物为特点的“北派传销”，南派传销以“纯资本运作”为最大特点，没有实物，常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西部扶贫”缺少资金的幌子，不断发展下线集资。
　　如此迅速地成长，蔡志远成为“体系”里的榜样人物。作为曾经的生意人，他活络的头脑和良好口才在此受到看重。“体系”内碰到难搞定的“新人”都会想到请蔡志远，他讲的“国家形势”以及“西部大开发政策”极受称道。在这背后，蔡志远花了大量的时间看电视新闻，上网阅读政策资料。
　　一次，一个新人听过他“从苏联解体讲到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形势”后，兴奋地夸赞蔡志远是他在“体系”里见过最好的讲师。蔡志远当时就恼了，像是受到了羞辱，“我是传道授业，向你传递一个机遇，给你一个创业的机会，怎会是传销讲师呢？”

　　培植欲望
　　挣钱者在这里受到无上的追捧，失利者则遭到鄙弃，所有的财富梦想，都有种叫做欲望的燃料。
　　朋友带来一个名叫小兰的新人，想请蔡志远讲讲课，女孩是个高中生。虽然不太情愿，但作为行业内的口碑人物，他还是应了下来。小兰出生于1993年，家在河南省太康县一个偏僻闭塞的村庄，辍学后去深圳打工，刚被同学邀至贺兰。
　　蔡志远明白要说服这个贫穷的辍学生，就要给她“梦想”。因为，几乎没有人能抵制欲望的诱惑。当然，首先得辅以温情。
　　在这之前，体系已经带着这个女孩子游览了体系“圣物”林立的贺兰县城，向她介绍这边的“开发热潮”，圣地欣兰广场也已朝拜过。整个过程，“体系”的志愿者请吃饭、付车费。小兰的家人重男轻女，从小她就只能看着弟弟好吃好喝，而自己则要家务全包，爸妈动辄拳脚相加。在这里，她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
　　蔡志远跟小兰介绍说，只要她投入3800元钱就可获得“体系”的注册资格，之后可再介绍两人加入。之后，按照几何级数倍增的发展方式，她的下线会越来越多。而按照自己名下份数不同，级别也从低到高分为5个级别，从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到“上平台”成为高级业务员，而在平台上再上三级，她就可以孵化出局，拿到380万的现金。
　　孵化的过程中，参与者也是有收益的。达到一个级别后，小兰可每月按照“五级三阶制”的分配法则，领取自己的工资，每个级别上的人每直接发展一个份额，都可以得到不同的提成，而老总的提成最多达到52%。
　　这几乎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小兰在她面前有些羞涩，蔡志远知道她将信将疑，这有点像之前的自己。一年前，蔡志远刚来贺兰时曾有个姑娘向他画图演示“投资3800元钱如何变成380万元”的过程。“要交3万多块钱，还要拉两个人入伙不是传销才怪。”生意场上混的蔡志远不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听了不到一半，他忍不住“一拍桌子”，把那小姑娘吓跑了。这天半夜，蔡志远趁人不注意拿着厨房的菜刀从二楼的窗户跳了出去，跑回了家。从此和邀约的朋友绝交。
　　但2011年春节的一餐饭，却勾起了他心底的欲望。一位外号“铁公鸡”的朋友，平时连一只烟都不舍得散的家伙竟然大手一挥，把账结了。“他脖子上还戴着很粗的金项链，手上也有金戒指，几乎都晃得人睁不开眼”。蔡远志心中震动，和这位“暴发户”聊天，他得知此人在贺兰县赚了钱。
　　之后，蔡志远转让了自己生意火红的餐馆，单枪匹马地返回了他曾经逃离的地方。在“体系”里，他见到了更多戴着金项链和金戒指的人，他心里的火苗被迅速煽动起来。这是“体系”发给成功者的奖赏，就是要让他们展示出来激励后来人。“别人能成功，你为什么不行？”之后，蔡志远经常用自己这段亲身经历反问那些已经和他一样激动的新人们。“坐飞机到香港喝茅台，吃国宴，抽中华，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活。”